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15周年，离他去世也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但是他的名字却一直久久地停留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种永恒、甚至在自己“不顺心”的时候要反复被提起的记忆。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人对他的态度，竟然是彻底忘记他在发动“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后来的“文革”中，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和痛苦。几乎完全就像西方（特别是美国）人对“上帝”一样。不仅连美元上面都印有“上帝保佑美国”的字样，甚至打个喷嚏，都有人对你喊“上帝保佑你”。可是却忘记了当初自己如果不是爬上那艘“诺亚方舟”，就差点被上帝发的大洪水淹得灭了种。更不要说今天的美元，不仅得不到它的“保佑”，反而似乎已经被遗弃，在“两房贷款公司”、“美林证卷”以及“雷曼兄弟投资”、或前那斯达克主席麦道夫等金融大鳄的操纵下，几乎沦落为可以随便开的张张“白条”，成了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让人们再次引颈翘首地盼望着能爬上另一条新的“诺亚（奥巴马）方舟”。却不愿意认真思考一下，是否是自己或自己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从而辜负了东方毛主席或西方“上帝”当初的“良苦用心”！

这绝对不是要蛊惑人心、或哗众取宠的邪说，而是根据科学《认识论》和《新人类社会学》理论（以下简称《新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思考后所得出的结论。先姑且不谈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和“丛林法则”这样“兽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绝对原则和方向性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所加工出来的“产品（高等动物）”的问题，仅就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高等动物”）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和他们有代表性的领袖的问题，做一些探讨。

根据《新理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人类和其它动物分道扬镳、走出丛林的自然生态环境后，为自己建立的一个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其典型代表特征，就是以整个社会的“集体分工合作”模式，取代了丛林世界以“竞争”为主的模式。而作为这种模式的保证，就是领袖的“独裁”，加上客观上从来没有失去过的、“民主”的互动制约。这乃是一种符合科学“仿生学”理论的必然，就像任何动物可以有许多手脚、眼睛（复眼），却永远只有一个脑袋一样。中国历代的“王朝制度”就是这种模式的初级实践体现。只是由于时空条件的局限，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或自己的社会，更不能分辨出天性和人性的根本区别，以及依靠人性来控制、约束无法消灭的天性的唯一可行性原理。反而矫枉过正地，走上“存天理、灭人欲”“大公无私”，甚至要“兴无灭资”“斗私批修”之类，物极必反的歧路。而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条“死胡同”般的歧路，走到已经再也不能前进一步的终点！

可惜的是，文革以后的中国人，没有能够冷静地，利用中国文化赋予的能力，结合自己国家的过去以及这段历史，进行思考、检讨，找到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再重新出发。却迫不及待地，跟着西方走上了另外一条同样的歧路，从负面跟全人类一起，以自己的绝对值能力来加速，很快进入了另外一条已经可以用“海啸”般活不下去的灾难来形容的“死胡同”！

文革以后，大多数人都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毛泽东本人的主观、专制或独裁。而“不讲民主”更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错误。殊不知这才是迄今为止的中国读书人（包括毛本人在内），因无知所能制造出的最大“冤案”！

按照《新理论》的“民主”观，认为建构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就是“领袖的独裁，以及社会有严格定义域限制（注意！是有定义域限制、而不是“鸟啼、蛙鸣、虎啸、狼嚎”般的想说什么说什么）的绝对言论自由”。两者间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根据同一理论的“社会”观，认为任何一个社会，根据运动的平衡原理，都一定（也只能）会分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另一个是“代表多数普通社会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建构真正民主社会的两要素》http://www.newmilestone.org/06/czl61224.html）。两个集团之间，出于自私和贪婪的天性，一定会存在着对立的矛盾，需要由领袖来进行调和或平衡。只是因为领袖往往来自于精英集团，更受到那个集团的包围，制定政策时难免要多考虑、照顾精英集团的利益，但在无论朝哪一个方向的倾斜度超过一定极限时，社会就会不稳定，甚至发生动乱，直到革命起义或政变，建立起新的政权为止。

但是毛泽东却是一个异数，他在利用社会对国民党贪污腐败政权的普遍不满，依靠“被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取得政权、成为领袖之后，非但没有按照惯例，重新回到“精英集团”中来，反而表现出对某些自以为“高贵者”精英的蔑视甚至厌恶，而一心一意地，做起代表“被统治集团”利益的CEO（首席执行官），真心实意地为他们的长远利益考虑起来，并立即付诸于实践。而他的出其不意战术策略，总是让按历史老经验规律行事的精英集团不知所措，根本来不及组织反击，只剩下像前国家主席刘少奇那样任凭摆布之份。如果用这样的分析来解释他后来的一切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了。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而导致毛泽东失败的“致命伤”，其实首先就是他不能客观而正确地认识自己和自己所依靠的民众，错估了自己驾驭客观的能力，以及那个靠“斗私批修”谎言根本无法消灭的“天性”、对民众的影响力远大于他的现实。以至于他的所有有前瞻性远见和深思熟虑的计划，却因为不当的“放虎归山”手段（比如文革中，提出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的口号），最后都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群众运动，以乘机“公报私仇”“假公济私”，或任意“胡作非为”等放肆的行为破坏殆尽，而生命更没有给他留下“收拾残局”的时间。不仅粉碎了他的“人定胜天”狂言，反而应验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中国高明哲理。

不过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始终没有找到或总结出一个既科学、又正确，从而可以“以理服人”的“革命（社会）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始终如一、理直气壮地，去号召、说服民众，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拥护由自己来领导、治理国家，并主动而恰到好处地加以支持或配合。更无需再采用诸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类，让社会从理论开始，除了不断地“窝里斗”之外，就不可能再有另外什么创造和谐的手段。这是因为他不仅自己没有条件或来不及创造，也从西方的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更从中国的“资治通鉴”里发现不了。最后只能拿起他从许多线装书里学到的“帝王术”，得心应手地，重操起封建王朝“山呼万岁”、“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谁反对就打倒谁”之类的“愚民”旧业来，把群众长期以来对他所形成的“无限信任”，当成是用来翻本的“股票”。结果却赔了个精光，反而事与愿违地，让他始终寄予希望的多数人民，在他去世之后，马上尽展笑颜地，投入他生前最不愿意看到的、西方价值观制度的怀抱。他本人能够留下的，除了部分不用他说，本来就包含在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外，也只能是一笔已经被现实证明不可能被继承的“负资产”!

但是，如果将这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那是不正确、也更不公平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文过饰非的推卸、转嫁责任而已。

事实上，这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正民主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上千年来所形成的封建传统习惯，跟潜意识中的自私、贪婪“天性”结合后的必然表现。作为中国人的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自己超人的天才和能力，引发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共鸣。这种共鸣后产生的能量，不仅以令世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制造出“两弹一星”，更让中国人自然而然地跟他一起，“惊天地泣鬼神”般、共同犯下诸如“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等，其“折腾”的气势和灾难严重程度，非“伟大”不足以形容的错误。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在突出肯定他的私德和人品、以及过人的雄才大略，以便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同时，却始终不敢从精神思想上，形成要“彻底清算、批判毛泽东的错误”的“共识”的深层原因，因为受西方假冒伪劣的“民主”理论影响而把自己也当作“（大众）皇帝”的中国人，还没有勇气来对“朕（皇帝自称）”下“罪己诏”！

这更是影响中华民族光辉前途的症结之所在，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还没有阻止有些人（甚至包括每个人自己）“不犯第N次同样错误”的把握和决心。而它恰恰是我们要不断纪念毛泽东的真正意义或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