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味批评指责媒体，是不公平也没有用的。因为在当前所谓的“民主社会”中，媒体就如过去的太监、佞臣一样，只知拼命揣摩皇帝的“龙心、圣意”并过犹不及地、加码投其所好、并极尽怂恿教唆之能事。如遇到“明君”的约束，尚能勉强恪守本份；一旦遇到“昏君”，马上就成为气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腐败核心，最后成为农民革命、起义的对象和推动“历史周期律”的动力，数千年来，几乎无一例外。所以，根据活学活用毛泽东的“矛盾论”观点来客观地看，真正的问题（主要矛盾）应该是出在“大众昏君”自己的文化教育素质身上，而不是只知道文过饰非地、归咎于什么体制或法治之类的“（床底下的）夜壶外观质量好坏”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教训”，这只要看看今天我们已经把纪念屈原的悲剧性事件，当成可以“欢庆或欢度”的消费节日来对待的荒唐作派，就知道了。

正如毛泽东所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如果“认真”地思考、反思一下。从刘少奇、彭德怀以及其他无数屈原般的爱国大知识分子（如大翻译家傅雷）或科技、体育界的精英（如爱国归侨、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们，在“文革”中、一点也不比屈原好到哪里去（甚至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悲惨遭遇，就知道『其实，始终困扰中国社会的最大“灾难”就是不受限制、是非颠倒，可以真正享受言论自由的舆论式“谗言”的行为蛊惑』而笔者在科学《新理论》基础上，负责任写成的“（忠言）逆耳”般文字，在大陆强国论坛、光明网、猫网或其它知名大论坛上，屡遭“莫须有”的封杀（可能也包括本文在内），就更是典型。在本质上，等同于帮助“谗言”去形成“产生屈原”的气候环境和条件。

所以可以断言，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当务之急，就是在纪念屈原的基础上，反思、检讨所有由“谗言”造成的历史教训，并彻底铲除可以制造出“谗言”的环境和条件。而“根治”的办法只有一个“靠科学《新理论》来重新学会用好自己的舌头”。也就是以壮士断腕或刮骨疗伤的勇气，用真正创新（不是假冒伪劣的山寨货）“铁腕”，来实行绝对（注意！但一定要有定义域限制为前提条件）的言论自由。不信的话，笔者可以仿效墨子或孙膑，在大众皇帝面前，做一次“沙盘推演”般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