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雾霾”成了中国人最关心的热词，倒不是他们已经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小农思想，又回归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境界。而是雾霾已经不请自来、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甚至身体里）。不断制造民主主人享受“幸福生活”中的干扰与痛苦：损害大众皇帝追求“长命百岁”中的寿命与健康；阻挠国家实现“宏图大业”中的进程与速度；……；总而言之一句话：始终在充当着事与愿违的“麻烦制造者”，成为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但是，在这种异口同声的诅咒、抱怨中。我们中国人，是否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形成这种灾难性雾霾的原因”，而不要只知“怨天尤人”地、把责任推给政府或他人头上。以便追根寻源、找到其病根之所在，再拟订根治的方案。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一味控诉、埋怨环境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却不知道原来真正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包括自己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内（因为自喻“无法无天”的他，在面对有良知和远见卓识的、梁思成等著名学者，不断呼吁反对“以工业化改造北京”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宣称『希望看到“（工业）烟囱（产生雾霾的元凶）”，在北京“林立”』的我们自己，是客观理论上从来没有失去过的“（隐性）民主社会”中（详细阐述，请进入“潘一丁博客”中，查阅拙文《论民主》），作为社会主人（大众皇帝）的自作自受！
记得六十年代笔者到北京出差，就已经遇到过这种现象。晚上在马路上，只要没有风，就会发现行走中的汽车灯光，正穿行在地面上的一片浓浓的尘雾之中。后来才知道，北京地处四周环山的盆地之中。所以在没有风的时候，比空气重的烟尘或汽车尾气，就会积聚、停留在地面上，无法散去。而且当时这种现象，早已经在一些以燃煤为能源的工业较发达城市（如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形成了。而国际大都市发展史上的教训已经证明，雾霾其实是一味片面、盲目发展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科学研究已经有结论，认为汽车是制造一半以上PM2.5（雾霾）的元凶。只是五、六十年代的北京，汽车数量尚少，加上道路上因数量少，车速能够较快，形成了可以驱散一部分尾气、阻挠其沉积下来的“拉风效应”。所以当时还成不了雾霾天的气候。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陷入了一味追求“一切向钱（或GDP）看”的狂热之中。而极力鼓励、扶持发展民用小汽车的生产，就成了有效拉抬经济、刺激消费的国策。让逐渐富裕起来、步入小康生活的中国人，在一贯就有的虚荣、攀比互动之风的影响下，根据没有前提条件限制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错误政策（绝对违背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原则，犯了民族大忌），在以不公平的“刺激消费”人为条件（靠权力和关系网）制造出来的富豪、大款们带头下，无视“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贸然掀起了“购买小汽车热”。终于让许多城市中的小汽车绝对值拥有量，动辄以百万计。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从量变到质变、产生足以左右空气品质的雾霾，更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等，造成了全方位的负面影响。成百上千辆小汽车扎堆在马路上“龟行”着，以“既浪费大量堵车时间、又糟蹋无谓燃料油钱”的现实，让那句现在还时髦着的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成了不知所云的天大讽刺。更不幸的是，这种现实正在日益陷入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
由于车速缓慢甚至拥堵，造成道路单位面积上汽车数量的增加，不但加大了制造雾霾的尾气排放总量，原有的“拉风效应”也荡然无存。而且更因为无数高楼大厦的存在，形成了比天然防风林还有效的钢筋水泥“石林”，大大妨碍了自然的空气对流，也留滞了汽车废气的散发。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真是想不出现“雾霾”都难。以至于在深圳这样、绿化程度数一数二的滨海城市，只要遇到无风日时，从高地向远处望去，所形成的雾霾照样要使能见度大打折扣。
现在终于连政府也想着手整治“雾霾”了。这是好事，相信如果能结合民间的积极性和智慧，一起群策群力，以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行举国体制的超强能力，只要坚持真正（不是假冒伪劣）的“科学发展观”，避免“总是说对话做错事”的老毛病，应该是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之道来的。
这不是教条式的口号或说教，而有针对性“预防针”。因为已经有无数历史事实或教训，证明我们其实是因为不懂科学和“科学发展观”、甚至不懂“从量变到质变”的道理，才会“总是说对话做错事”的。具体的事例，可以随地拾来比比皆是。那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呢？
其实，对雾霾这个具体问题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承认并接受『事出必有因，有因必结果』的科学《因果论》。老实、认真，而不是文过饰非地，反思、检讨中国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认识到，这其实是大自然客观运动规律（道），对中国人整体（而不是各别）的无知和胡作非为的一种“天谴”，以惩罚他们对一个起码的经济数学原理、和庞大人口基数（13亿）的忽视。那就是理论上『对13亿中国人整体而言，任何“利多”的好事（比如人权和社会福利），都要除以13亿后，才能落实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而任何“利空”的坏事（比如制造雾霾或“一切向钱看”等坏习惯、坏毛病产生的影响）都要乘以13亿后，叠加起来，显现在自己社会中或全世界范围内，必然地产生举足轻重的正、负面的影响』
其实，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佛教观点，早就看透了这个原理。所以才苦口婆心地提出“众善皆行、诸恶莫作”或“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之类，有针对性的谆谆教导。可惜却被只知一味“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的读书人，“反其道而行之（在作污染环境之类大恶的同时，行一点捐款之类的小善）”地耽误了。如果中国人和他们的经济学专家学者们，能够掌握一点这种浅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话，很多关于“为什么”的困惑、如『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时候，总喜欢到处充“大尾巴驴”，对诸如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或非洲的莞尔小国之类，表现出“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黄祸论”“蝗虫论”等论调出炉的深层次客观原因』之类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欢迎公开质疑、切磋）。
由此可见，理论上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客观原则，作为社会主人的广大民众，理应认识到，这是我们和我们的领袖一起“集体闯的祸”。起因就是一起去“因恶小而为之”，再被乘以13亿所放大的结果。所以无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担后果的责任，并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且为了解决问题，还要再准备上下一起，从政府或自己个人、家庭的“小善”开始，作出一定的“牺牲”，而不是把责任向政府或企业“一推了事”，企图以别人承受不了的“牺牲（如失业或下岗）”来弥补自己的“小恶”。而是应该下决心从自己开始做起。比如政府带头取消一切公务用车，代之以刷卡（可以保留备查记录）乘坐全市有足够数量和调度能力的电动出租车；以进一步降低公交车票价，以及增收购买非电动小汽车者的“尾气附加税”、和“使用环保税”，来鼓励民众少用私家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只要能够靠以身作则和“以理服人”来说服民众，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就一定能顶住利益集团的干扰或阻挠，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绝对是经得起推敲质疑和实践检验的可行方案，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从“虽以恶小而不为、却以善小而为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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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18 18: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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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科学《因果论》看雾霾是对中国人的天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