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新的领导班子上台问政以来，出现了一个议论的新动向。那就是“要不要废除或改革在中国已经行使多年的劳改、劳教制度（以下简称“两劳制度”）”？理由似乎也很充分、而且“证据确凿，不能否认”。因为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实行劳动改造（对成年人）或劳动教养（对青少年）的“两劳制度”以来，的确存在过大量因轻率或处理不当造成的“冤假错案”，有无数人因此受到过不公平、不人道的对待。要是将他们这些血泪斑斑的遭遇、整理汇集的话，绝对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而丝毫不过分。以至于让相当一部分人以为有了理直气壮的反对理由，如果不是有关部门为慎重起见，以“要推行（两劳制度）改革”作为缓颊之计的话。按一些人已经放出来的口气，似乎恨不得非要宣布“自即日起就将其置之于废除的死地”而后快不可。竟全然不顾正在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趋势的现实。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此实乃“因噎废食”成语的“经典现实注释”版。从而担心起要是继而再进一步废除“死刑”的话，那“所有奉公守法的男人或洁身自好的女子、以及充满阳光和童真的儿童们，是否还有不受侵犯的自由”的问题来（后知后觉者，只要看看印度轮奸案或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恐怖情景，就知道了。除非他们真的期盼这些“刺激”，也应验到自己身上来）。
其实在科学《新理论》看来，这完全是西方错误社会理论导致的认知“偏差”。是将人和高等动物混为一谈的结果，更是对“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逻辑本质区别“狗屁不通”的证明。如果以“文化是加工合格社会人（产品）的工艺或手段”的观点，以及控制“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控制成本的原理，来理性地认识这个几乎是“基本生产加工常识”的问题，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根据产品生产常识可以知道，任何加工工艺或手段，在生产出大批优质的“合格品”同时，也一定会由于某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或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合格的残、次甚至废品来。而为了控制成本，一定会尽可能地对“不合格品”加以“返修”，以保证进入市场后的“产品合格率”。对作为文化加工产品的“社会人”也一样，一些在加工过程（家庭熏陶、学校教育或社会影响）中，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能符合社会要求，甚至会破坏社会品质的不合格残次品（如有吸毒或偷抢扒拿、坑蒙拐骗黄赌毒等、不良行为的人），需要对他们进行一些“返修”的程序，以便让他们最后得以“合格品”的身份，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中去。
这“返修程序”，就是对社会上一些违背道德良知、却又达不到“触犯法律”底线行为的直接制造人，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就是用对青少年的“劳动教养”，或对成年人的“劳动改造”方式，根据科学的“条件反射理论”的原理，来对肇事者进行惩罚式的“纠正”。其目的和宗旨也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和劳动方式，让他们在改造或教养过程中，在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同时。养成遵纪守法、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和靠劳动来自食其力的习惯，并以自己在通过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财富”，作为对社会因他们的“负能量”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象征性“赔偿”。在偿清法定的“债务”后，再重新回到社会大家庭中去，过正常社会人的生活。
这在经济学理论上，也完全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些作为“残次品”的社会人，其罪行（或错误），都一定会对社会（或其他公民和家庭）造成大小不等的经济损失，必将增大全体纳税人的负担和社会成本。所以“强迫他们以劳动的方式创造财富，来弥补或偿还他人或社会的损失”，乃是天经地义和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既然我们把“劳动”看成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那么要“取消两劳”，岂不是等于要『强迫全体纳税人公民，去作实质上的“两劳”，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额外财富，以便养活一批“贪图安逸好吃懒做”、只会制造社会“负能量”的寄生虫』吗？
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始终不能对“人”这个概念作出准确而科学的定义，更不能对“人和高等动物”之间，作出逻辑特殊性的区别。甚至被西方错误社会理论所忽悠，以为自己还是一个个生活在丛林世界中的“自由高等动物”居然不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自己的“人造社会”，享受到其它动物享受不到的物质生活，并不是美国人以为的那样、是上帝送来的“免费、白吃的午餐”，而是以“放弃自己一部分自由”为代价，通过自觉服从集体分工合作方式换来的。所以可以认为，今天全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动乱或灾难，无一不是由此而起，没有例外。而“两劳制度”就是社会为了维护整体的利益，不得不强行剥夺个别人的一部分“自由”。而这部分的“自由”，其实本来就正是具有正常人格的社会人，早就“自愿放弃（不愿意放弃的猴子亲戚们，至今还留在丛林或进了动物园）”的那部分。
但是不可否认，今天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反对“两劳制度”。其心理来自两个原因：
一是出自于类似宗教的不理性“泛爱”心理的延伸。不但不愿意拍死苍蝇、捏死臭虫（不杀生），更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外形跟自己一样的同类，而不管它是否是长着一副“狼心狗肺”的恶魔。这是典型的“东郭思维”或所谓的“妇人之仁”，而今天如此不堪的社会现状，就是这种心理导致的集体“因果报应”，因为客观大自然只会对人类的整体行为作出反应，而不会、也不可能拘泥于各别一人一事的计较。这更是为什么有人总要埋怨“好人没好报”的原因，他们是上了“狭义有神论”的当。不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的道理，以为客观如刍狗、蝼蚁般的自己，会有一个拟人化的“神爹”，来庇护自己去“拼”的误会。理应受到“广义有神论”概念中，真正的“神（无穷小）”的当头无情棒喝。
还有一部分一味鼓吹废除“两劳制度”的人，除了个别有海外别有用心、唯恐中国不乱的“反华势力”支持和唆使的背景，以期坐收浑水摸鱼之利外。也有一些人或利益集团，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希望找到一个任意发泄的出口，进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却又怕受到“报复”。所以索性主张彻底废除，以绝后患。却忽略了整个社会由于失去“两劳制度”对“残次品们”的威慑力量，而导致进一步恶化、并最后重新落入“历史周期律”陷阱的可能，是典型的因噎废食或“顾头不顾腚”的行为。
其实我们在关于“两劳制度”问题存废或改革的争论中，完全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症结”。那就是居然不知道真正引起全社会对“两劳制度”的关注和讨论的，并不是“两劳制度”本身。因为我们理应清醒地认识到，除非准备回到无政府时代，否则就一定要有惩罚“违法行为”的制度存在，最多只能“换汤不换药”地、改个名称罢了。因为无论在理性或感性上，都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优待恶人条例”，让他们享受到比大多数贫困地区的、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还要好的条件和人权。
如果认真总结一下实行了几十年的“两劳制度”、就不难发现，其初始动机无可非议、抑制社会犯罪的效果也是显著的。而真正令人不安的严重偏差，是出在执行过程中的『滥用职权、诬陷栽赃、打击报复、随意执法、公报私仇，或被误作为对不同政见者进行压制的手段』等、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只要不从根本理论上加以彻底改变，无论对形式或名称作什么改变，这些偏差，都会“与时俱进”地、被完整的继承下来，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那些发生在看守所中的、诸如“躲猫猫死”“突发心脏病死”“自杀死”之类的离奇死亡事件，就知道了）。
由此可见，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争论“要不要取消两劳制度？”，而是要敦促人大或相关部门，尽快对“两劳制度”的执法权归属、适用对象、量罚标准、以及需要落实的具体措施、和实施过程中的严禁事项等细节，对“两劳法（草案）”予以重新拟定。再经社会广泛讨论、征求修改意见后，正式立法公布实行。到那时，无论“上访者”或“截访者”，就都“有法可依”，真正还在北京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一个相对和谐、平和（而不是暴戾）的社会氛围，以便集中精力来解决国计民生中“迫在眉睫”的大事。如果真能做到的话，就算“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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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5 1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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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劳制度”的理论根据和心理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