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自己年龄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正面临毫不乐观的危险事实和趋势所产生的“时不予我”急迫感』在中国文化“天道酬勤”和“天助自助之人”以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文化启示、鼓励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决定要继续“跟着良知的感觉走”。并为此争取作最后的努力和尝试，以便给自己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的“天命”一个最后的交代。所以在三个月前，分别以“挂号快件”的邮递方式，向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在位校长（周其风和李晓红），分别同时寄出了一封“自荐信”。在简述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社会问题的截然不同认识，得出“是西方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产生的结果”的判断结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其根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检讨、批判原本建立在“兽文化”和丛林法则基础上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并最后彻底摒弃的同时，代之以一个如自然科学般，可以认识或解释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经得起任何推敲质疑和挑战，没有难以自圆其说死角的新社会科学理论』而这个理论就是我以自己一生近乎“野（孔子礼失求诸野的野）”的经历，所总结、归纳出来、并且已经经过十余年社会实践考验，有事实为其“背书”的《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简称《新理论》）。并为此正式向他们提出『希望能在北大或武大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建一个专门研究、尝试探讨因“被压缩”而变得博大精深，实际却莫名其妙的中国文化，并最后完成人类（而不是畜牲般高等动物）文化升级的“新文化系”』这本来应该是聪明而富有联想能力的中国人，从中世纪布鲁诺、哥白尼的“日心说”跟坚持“天圆地方”之类愚见的宗教裁判所之间争论、斗争，和最后结局中，理应获得的历史经验教训--真理往往总是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更幻想他们会继承当年北大的开放和包容兼蓄传统，有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能将鲁迅、胡适、陈独秀、辜鸿铭等、各有独立（但未必正确的）精神、信仰、见解，却没有很高学历（如鲁迅只读过日本的医科大专、陈独秀是没有文凭的自学成才，而胡适进北大时，更还是一个没有通过答辩程序的“假博士”）人士，延揽进北大。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学术环境。最后果然“将门无犬子”，不但造就了不少主导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顶尖级人才，发动了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从北大图书馆学历不高的小管理员中，还出了一位后来独领中国风骚几十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可惜的是，当前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社会，在一片“物质享受就代表幸福和全部文明”和“一切向钱看”的忽悠中，已经“找不到北（真正文明进步的方向）”，反而跟总是有“堕落倾向”的天性产生“共鸣”，主动成了毫无先进可言、却总是以发展物质文明见长的西方文化“跟屁虫”。以中国文化加工后获得的聪明才智和超强能力，从负面跟世界“接轨”，当上了民主的“大众皇帝”。更推波助澜地、以自己的“人口优势”，带动全世界成为爱因斯坦口中所指的“无敌的大多数（蠢人是也）”，遭到许多咎由自取的现世“报应”（无需举例，因为身边随手拈来、比比皆是）。
在该信中，列举了我已经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如发现被认为“博大精深”却莫名其妙的中国文化，其实是一种压缩文化；创造性地提出用“精神战争”来取代“肉体战争”，从理论上阐明了世界和平的可行性；厘清了民主的真谛和建构真正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领袖的独裁和有定义域限制的绝对言论自由）；奠定了真正科学经济学的基础平台--润滑油原理；完成了建立一个真正如自然科学般严谨并经得起实践检验或挑战的、社会理论所必须的基础结构性概念（如什么是人、人性、天性、社会、阶级、经济、民主、自由、幸福等）的逻辑特殊性定义；……；总之，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孕育一个真正科学理论所必须的几乎全部的准备工作，只等着“一朝分娩”了。而时间也正好来到这个客观天时、地利交替的“玛雅历法”节点，就缺一个有资格和有能力的“助产士”或“接生婆”、并为《新理论》的诞生，准备好一个理论上相对干净的“马厩”（典故见圣经故事中的“耶稣诞生”）了。所以我把希望寄托于理论上专门培养国家精英、栋梁的大学身上，更选择了北大和武大这两个据说有着良好的历史传统的学府。为了表示科学《新理论》“有恃无恐”的实力和诚意，甚至主动仿效“狼”的行为，四脚朝天般地亮出了自己的肚子，来接受他们对我发起的质疑或挑战。也就是向他们表示『愿意先无条件、不限范围地，回答他们在我已经发表的数百篇文字中任意提出三个问题』
但是三个多月过去，我却没有得到一点哪怕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般的“礼貌性”回音，一副令人厌恶且无理、颟顸的典型官僚嘴脸。当然，这也等同于授予我“礼尚往来--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等权力。开始可以不必有所顾虑地，索性以公开自诩为“（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关门弟子”身份，对他们这种绝对背离中国文化精神和原则的表现，作一次“清理门户”式的评论。
这绝对不是不理智地“情绪发泄”、或用无理的辱骂来报复他们的无礼。而是根据自己长期实践经验，对那封信可能得到的结果，已经作出的预判，并且埋下接下来可以继续根据他们在笔者这块“试金石”上留下的痕迹、来进行运筹帷幄地运作的伏笔。我在那封信开头提到的“叶公好龙”典故，以及末尾的“肉包子”俚语，就是对理应有知识和文化教养的他们，一个本应该“心有灵犀”的提醒或暗示。
可惜他们头脑中早已填满被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而变质的“陈芝麻烂谷子”，在“不管洪水滔天，好官我自为之”的现实价值观影响下，除了习惯性地跪着表演“哭爹喊娘秀”外，已经容不下一点诸如“据理力争”“士可杀而不可辱”“兼听则明、闻过则喜”“举一反三”“吾日三省吾身”“洁身自好”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或“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类、真正中国文化的精华要义。而只能靠挂不争论的“免战牌”，以貌似强大、实则心虚理亏的不搭理，来回避我主动找上门去的挑战。硬生生地，把一个理应产生新理论、新思想的学术殿堂（高等学府），变成了水浒传中王伦式近亲繁殖、坐地分赃或搞内部“窝里斗”的帮派小地盘。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读书人。这只要看看当今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反贪腐还是近期保钓行动，或者从大学校园中暴露出来的“学术腐败甚至色情丑闻”中，无不都呈现出一片惨不忍睹的现实景象就知道了。难道你们领导下的中国大学，不应该承担起“教不严师之惰”的责任吗？而你们对一个声称可以“根治人类社会病”的建议，居然无动于衷，甚至不愿意抱着哪怕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好奇心态，以理应高于一般常人的认知水平和辨别是非好坏的能力，加上“礼贤下士”的基本文化素养，静下心来看看我的“葫芦里卖什么药”再作决定也不迟。可惜你们却跟当前心浮气躁的社会一样，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你们领导下的收发、传达系统、甚至“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助理，会不会同样是按照“城管人员”标准招来的“临时工”？』
有鉴于此，正如民间俚语所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可以不客气却有把握、更负责任（欢迎你们公开起诉并公审我的“诬陷诽谤罪”）地说『当一个社会面临走向堕落或不堪的现实时，作为社会栋梁，对社会提供支撑或中流砥柱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供应基地的大学，以及他们带头的校长，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特别是北大和武汉大学，他们在对待我的“自荐信”问题上的“讳疾忌医”态度，更让我感觉到，除非我们能够痛下“壮士断腕或刮骨疗伤”的决心。否则从作为“人才摇篮”的大学现状，就可以见微知著地、发现我们的社会从源头开始，其实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地步。而唯一的希望，就是服下作为治国“上医”的科学《新理论》开出的“苦口良药”--反思并升级自己的古老文化。而且我自己也愿意亲自用文字示范，去面对来自媒体或其它任何方面的批评、质疑或甚至挑战！
这就是我甘愿冒天下之大不讳，要公开发表这封“自荐信”的理由或原因，因为我清醒地知道，这虽然是中国要突破全世界高等动物的围攻，并带领全人类完成“阶段性进化”的唯一契机，却是一个庞大而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创造一个包括东西方在内的“志同道合”且能力超强的团队来“共襄盛举”的条件。否则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理论一定会被埋没或冷藏一段时间（正如西方哲人叔本华所说“天才则连射出去的箭头方向，常人都看不到，只有等他们的后代子孙才能发现。”，起不到作为今人“里程碑”的作用，只能让客观用来为这段历史写“墓志铭”而成为最大的损失和遗憾。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在解压缩和升级中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新理论》，必将跟所有正确的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地存在下去，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最后彻底取代现有愚昧无知到极点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成为指导人类社会迈向真正文明进步道路上唯一的社会理论。不信的话，立此存照！
最后还想提醒一些人，千万不要采取行动来屏蔽或封杀潘一丁“应时代之运而生”的文字。除了暴露自己的愚昧和颟顸外，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已经托现代高科技和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之福，把所有文字留在了网络上（比如本文就是如此），所以除非毁灭一切的“末日”来到，否则随时可以被觉悟过来的人，调出来借鉴、应用。而潘一丁自己，除了绝不会“自杀”外，则早已做好随时回到“来的地方”去向天命“交差”了。嘻嘻！ 潘一丁写于2012年8月
附件：我的“自荐信”原文（除了略去原名和手机号外，没有任何更改）
致：北京大学 周其风校长、或武汉大学 李晓红校长，您好！
先说明一下，我之所以分别只选北大和武大这样两所大学，是因为看中你们标榜所代表的“光荣传统”。所以决定要先仿效“叶公好龙”的故事。以“试金石”的身份，主动找上门来，为科学《新理论》谋求一块“落脚之地”的缘分，或获得一条可供历史“立此存照”的划痕，仅此而已。
我因为有一个特殊幸运而又丰富多彩到“绝对可以写传奇小说、电影或电视连续剧”的人生经历。在念完高中后，“有幸”没有考上大学、而直接投身于社会实践。从而让我获得了尽可能“野（礼失求诸野的野）”的宝贵知识和更全面的社会经历。得以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天命”之所在。所以决定要以后半生，来从事他人不能、不敢、或不愿做的社会学探讨，并自费去美国游学，亲身体验了那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总算基本积累到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八斗之才”和“五车之学”（不是图书馆里面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并在70岁之后，具备了真正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能力，和可以更客观、全面看问题的高度和广度。终于发现全人类社会问题的症结或危机之根源，乃是：
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非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可以正确认识和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的，如自然科学般、经得起实践检验、并可以“以理服人”的社会科学理论。反而把一个概念不清、定义不明，建立在西方“兽文化”和“丛林法则”以及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当成圭臬来误导的结果（我们至今还在把自己特有的“人性”跟动物共有的“天性”混为一谈，推行起“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的现实，就是证明）。最后造成今天人类“棋错一步满盘皆输”的局面，所以是造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并由此得出类似“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以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西方错误的社会理论的结论；
二，被认为“博大精深”、却至今“莫名其妙”的中国文化，其实是迄今为止的一种最科学、先进、优秀的，专门用于加工合格社会人（不是高等动物）的加工手段。不但赋予中华民族以高于其他民族的聪明才智和超强能力。更是隐含了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全部“药方”的锦囊。而且不仅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例外。更是通过和平（而不是肉体战争）手段，解决全人类社会产生的、所有问题的“唯一希望”所在；
三，正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涵无比浩瀚和无所不包，以至于不可能靠普通常规意义上的语言、线性文字，来完整记录或表达。所以以“具有联想功能的图形文字、成语、典故、神话、寓言”等方式，率先高明地、采用了类似现代电脑的“压缩技术”，使其在没有解压缩之前，看起来像“乱码”般，有点“莫名其妙”甚至互相矛盾。反而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当代中国“激进帮”读书人嘲笑，甚至扬言要抛弃，却不知道这正是因为古代先人们受物质和时空条件的限制，无法掌握解压缩的方法或规律。只能从自私的天性出发，结合精英统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量下，以实用主义态度，来胡乱解压缩并付诸实践。结果使中国社会“未获其利、先受其害”，让先进、科学的中国文化，反而背上“落后”的黑锅。国家和民族，更陷入“历史轮回”的周期律宿命，始终不能自拔；
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应该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不能偏废、更缺一不可的部分组成。而且根据“飞轮原理”，社会发展速度越快，“平衡”的重要性越明显。否则这个正在不断加速着的社会“飞轮”，就会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离心力而分崩离析。今天随着高科技大杀伤力武器的出现，让由“兽文化”加工出来的西方某些国家或集团，误以为又找到靠原始野蛮、残酷恐怖的“肉体战争”来解决困境的出路，却不知爱因斯坦早就为这场战争预言过的、“世界末日”般的结果。而这样的危险正在日益临近，有可能成为现实；
五，因此认为『在科学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升级，并总结、归纳出一个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不仅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崇高而神圣的“天命”之所在，更是当前中国人，为化解西方高等动物们包围、攻击或战争威胁，并最后带领全人类，完成“高等动物→人”的阶段性进化的唯一出路』
所幸的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已经在尝试初步解压缩中国文化形成的平台上，对迄今为止都不能取得一致共识的，关于“人、人性、天性、人权、民主、自由、社会、经济、文明、幸福”等，一系列重要的基础结构性概念，进行了科学的（也就是没有任何难以自圆其说、而需要回避或被迫去“顾左右而言他”的死角）阐述和厘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学》理论（简称《新理论》）系统。更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启发下，创造性地提出了『靠以理服人的“精神战争”文明手段，来取代动物般原始、野蛮、血腥、恐怖的“肉体战争”，建立起真正属于人类文明的“游戏规则”』的倡议，并确信这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正确方向、和唯一应该采取的手段！
现在《新理论》已经经过十余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其完全可以如自然科学般、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认识或解释人类社会出现的一切现象或问题。所以问世以来，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挑战（有自己在纽约各大中文平面媒体上发表的一百余篇文字，以及随后在包括人民网、光明网、猫网和海外博讯新闻网的“潘一丁文集”中，发表的、涉及面几乎无所不包文字为证）。从而确信其已经具备了付诸实践并可以全面取代现有西方错误的社会理论的条件。而其对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绝对值“威力”，已经可以从海内外一致只能从负面，对我的挑战（甚至挑衅）文章尽可能的压制、封杀，千方百计地回避讨论，表现出十足“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和一副“鸵鸟心态”的事实中，感受到必将“取而代之”的终极趋势和信心。更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前国际社会，似乎已经走到尽头，难以为继的不堪现实中，根据“时势和英雄互动”的辩证中，意识到需要由科学《新理论》出面来“力挽狂澜”的机遇和责任。
只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新理论》要面对并打败的“敌人”，乃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其难度不亚于“堂吉诃德对风车之战”。但这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未来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事，而且留给自己这一轮人类“改邪归正”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以跟下意识的“世界末日”作联系）。必需有一个主动加快促使“星星之火可以逐渐燎原”的过程。要是打个比方的话：『科学《新理论》就像可以摧毁习惯势力，但是却需要用“原子弹”来引爆的“氢弹”』也就是说我需要获得“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客观条件。所以产生了下面这个想法：
我想在一个有实力、有条件也有意愿的特定大学里，成立一个专门从事研究、探讨一直被认为博大精深，却始终“莫名其妙”的中国文化的“新文化系”，并逐步建成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网络。在以只有科学《新理论》尝试科学而正确“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整理、归纳、总结，并最后升级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认识或解释人类社会中产生或出现的一切现象和问题，经得起推敲质疑、挑战和实践检验，能够先颠覆（而不是修修补补）、后摧毁、再取代现有西方错误社会理论的，真正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将其建成为培养“精神战争”队伍的示范基地。
也许有人要质疑我的学历和资历。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质疑孙悟空的学历和资历：或者袁隆平要找野生稻来杂交出优秀的新品种的道理一样）。对如此迂腐、颟顸的质疑，我只能“不客气”地针锋相对，给自己预下一个“绝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潘一丁者，传统旧文化的关门弟子，科学新理论的开山祖师是也』
当然，为了检验或证明我的实力和公平起见。我愿意先无条件地回答你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可以上网从“潘一丁文集”的任何一篇文字中提出质疑），而且内容范围不限（希望不会提咬文嚼字式而让我“不屑”的八股问题），可以一次提三个，也可以一个一个地分次提。最后再由你们决定“是否进一步洽谈合作”的意向（可以采用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
谢谢读完信的全部内容。但愿我的这封以“挂号”方式寄出的“自荐信”，不会像一如既往的遭遇那样，是一只有去无回的“肉包子”！
顺致敬礼
潘一丁（原名略） 2012年6月
手机号：（略）
电子信箱：jiashuopan@126.com
挂号特快专递邮件号：EP 984741012 CS（北京大学）； EP 984741026 CS（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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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27 1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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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评给北大、武大“自荐信”的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