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我就是满怀着这样的信心、把握和热情，像当年顺利拿到不被所有人看好（包括办护照的公安工作人员）的“赴美签证”一样，办好全部赴台“自由行”的手续，于2013年12月10日来到台北，开始了我的“第三（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实践。虽然走出桃园机场坐上公交车后，一路上风和日丽、艳阳高照，充分反映了自己当时的“踌躇满志”心情。可惜接下来北方寒潮来袭、天气突变，一直下着绵延不断、令人压抑的细雨。所以在台北期间这段日子里，始终处在阴冷潮湿、冷漠的环境氛围中，再一次如实衬托出此次“台湾行”的遭遇。
我于到达后的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计划的实施准备。首先拟好了《致馬英九總統、王金平主席、江宜樺院長閣下》表达来意的正式信件。而市内各区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免费上网以及方便、且收费低廉、服务态度良好的打印、复制条件。为我提供了可以正常工作的客观物质基础保证（否则受经济条件限制、找不到“推磨之鬼”，可能寸步难行）。
四天后（12月16日），我从邮局，以挂号的快递方式，向总统府，寄出了这封正式信件（感谢那里依法遵守程序执行的邮局系统，没有像大陆邮局那样，有替上级“分忧解难、越俎代庖（比如扣押我寄给台湾教育部“毛遂自荐”的信件）”的习惯，将其及时送达），作为立此存照的第一步，开始了自己既定计划中的“程序”。
一连几天，我曾经尝试联系尽可能多的、当地知名的平面或影视媒体，主动要求“采访”。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因为我有很多跟他们“合作双赢”的设想），以便扩大影响，引起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倒逼政府思考我的建议，哪怕是私下邀请我去见面，听取我的真实意向，或略作一点初步的“可行性”探讨后，再作取舍。因为毛泽东曾经有一句让我“屡试不爽”而作为“座右铭”的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更相信无论那里的领导人或媒体，只要能够“认真”地、听取我关于『以“围魏救赵”和“出奇制胜”的传统策略，帮台湾“解忧、舒困”』的建言，并“认真”地思考一下的话。以他们不低的智商（否则台湾连“苟延残喘”的机会都没有），想必一定会“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可惜这些报刊的编辑们，竟然完全缺乏记者“发现并加工有价值的新闻素材”的业务能力，更颟顸地无视我以『当年英国“舰队街”上的编辑们，自以为是地错过了“基辛格即将访华”的消息、而成为笑柄』为例，对他们作出的提醒；以及以“卞和献玉”的典故，对台湾领导人的提示。可惜他们两者（政府和传媒），都犯下了“只有蠢人才会犯的”第二次同样的错误。理所当然地，给台湾社会今天的如此不堪，形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让理应成为大众皇帝“太傅（老师）”的媒体，或为民作主的“父母官”，都成了只知逢迎拍马、投其所好的太监、佞臣，或“误国”的罪人。
我还尝试寄希望于那里的年轻人，以为他们还保有五四年代那种“对新事物敏感”的朝气。所以拟就了一份“潘一丁向青年朋友求助”的公开信，在网路论坛以及博讯新闻网的《潘一丁文集》中发表（也打印出少量的传单发放），还曾走访那里的两所大学，希望争取那里年青人的理解、支持、帮助。可惜竟然毫无反应，不由得联想起李宗吾在他的名著《厚黑学》中，讲过的那个“疯井水”故事。也许多数人把我当成“精神不正常”者了。可惜这些人不知道笔者有科学新理论为靠山，已经具备了“不疯、不醉、不跟风随大流”的顽强抵抗力了。
我也曾幻想过从正面借助当地一贯“无孔不入、唯恐天下不乱”、历来对社会总是充当“成好事不足、乱社会有余”角色的平面或影视媒体的能量，希望他们这次能够通过帮助我提升社会关注度的同时，扭转一下总是充当社会“狗仔队”的形象，最后促成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可惜他们只热衷于对社会“阴暗面”的逐臭般报道，和对政府不遗余力的谩骂或冷嘲热讽（看看电视节目中，各路名嘴们的表现就知道了）。而对我可能产生的正能量毫无兴趣。屡屡碰壁或遭到敷衍式的对待。居然没有一个记者或编辑，愿意从我传达的信息或资料中，发现有什么值得进一步发掘、探讨的问题，而愿意坐下来，哪怕以“狗仔队”的好奇之心（因为我已经在给那里领导人的信中，公开发出了『有把握争取“诺贝尔经济或和平奖”』的、经得起“可行性论证”的“狂言”），来听听我是如何“胡说八道”的，以便从中发现真实可行的宝贵内涵。
现在不是有报道说：那里的郭台铭先生，许下“要赞助几个争取获得诺贝尔奖的计划”吗？其实我在大陆时，就曾写过信给他（有挂号收据为证），希望就自己的“全方位立体开发”策略，跟他交流，寻求合作的可能。而这次来台，也带上信的原件，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马政府或媒体转达（包括我给陆委会文化处打“被挂电话”），可惜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他们已经在这个“谎言世界”氛围的熏陶中，早就“假作真来真亦假”地，失去了“辨别真伪”的敏锐嗅觉能力、香臭不分了。
我更直接到总统府去拜访，以询问那封挂号信的下落为由，要求面见总统办公室的负责人，以便当面解释他们提得出的问题，直接让他们感受一下我的诚意和能力。可惜我虽然得到了工作人员有礼貌的接待，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最后像皮球一样地，以按照“程序”处理为由，被踢到了陆委会（大陆工作委员会）。在陆委会，经过前台接待人员跟相关部门的反复交涉，大概是受到我“锲而不舍”的认真态度影响（或者是从内部确认了那封挂号信的存在），最后终于下来一位“政风处”的工作人员。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认真倾听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好印象，认为他有资格充当台海两地政府官员的“楷模”。在较长时间的交谈、并取得一定的认同后，坦率地告诉我，他没有直接处理的权限，但是一定会将我的诉求，如实整理成材料上报。并根据我提及的一些开发设想，建议我可以直接去找陆委会的“文教或经济”处聊聊。并给出那里的电话号码。可惜当我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对方在听完“来意”后，就直接挂上了电话，对比之下，让我怀疑此人之前，是否有被“戴绿帽子”或因贪腐行为、遭到上司训斥而心情不好？
到此为止，我所作的一切努力，均“无功而返”，而我的“入台通行证”也即将到期，除了到旅社附近的所谓古迹（乏善可陈）的“大稻埕码头”转了一圈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真正让我失望的是，号称传承中国文化正统的台湾社会及马英九政府，因“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的长期负面影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地，散发出陈芝麻烂谷子般的霉味和毫无希望的暮气。而我事前设定好的“程序”，也走到最后“铤而走险”的“收官”阶段。
在“通行证”过期后的不久，我主动走进台湾警政署的大门，向接待处人员表明自己的“逾期”身份，要求“逮捕”并指定一位“人权律师”。我想借此机会引起马政府的注意，开始关注我通过“曲线行动”背后的真正诉求。结果却再次落入“程序陷阱”。得到的答复，是要我按照“程序”，先到旅社附近的派出所“投案”。我决定将其变成一个“行为艺术”展示，除了通知当地媒体外，并在自己的文集和相关的论坛上发布消息。
可惜我高估了现实社会的“良知”和对没有血腥或色情刺激的、真正新事物的敏感。因为当我带着全部行李，走进派出所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现出一点关心。
在派出所，我受到了良好的“程序”式对待，一切无可指摘。我在全程录像的情况下，接受了询问，在我拒绝在他们的笔录上签名时，也没有被被强求。在他们将情况上报，等候上级指示期间，有一位警员跟我交谈甚欢，还请我吃了一个“便当（盒饭）”。随后，我就被送到了台北移民署。一场尊严被践踏的“人权噩梦”自此开始。
在那里，我重复地又被做了一次例行的询问，并再一次拒绝在笔录上签名，要求先为我指派一位“人权律师”。并表示可能会因此“绝食抗议”。不想此时，从大办公室一头，走过来一个可能是小头目级的男人，指着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我敢打赌：此人从钻出娘胎、睁开看人低的狗眼起，就没有见过第二个潘一丁这样的人）』。还说『要找“人权律师”，就到美国或民进党那里去找（此人的蛮横表现，让我要替马政府感到羞愧）』接着我就被送到旁边的“拘留所”。在经过对行李和人身的搜查后，被送进铁门后的牢房，跟真正违法逾期居留打工的两个越南小伙子关在一起，睡到马桶旁、随时有蟑螂和小爬虫出现的地板上。完全不考虑我已年届76岁的高龄，无视传统文化对老年人应有的尊重和善待，更遑论我已经正式公开来台的光明正大动机，就算不把我当成“贵客”来看，起码也要根据人道或敬老的原则来以礼相待。而现在这样的“礼数”，加上来台以后的种种遭遇。只能让我联想起“晏子使楚”的典故：莫非自己真的来到不懂尊严为何物，只配跟“狗国”相提并论的台湾？难怪要被世人看不起，甚至连菲律宾或其它一些莞尔小国，都敢爬到头上来拉屎撒尿，原来整个是一“咎由自取”！
我就在这样恶劣、屈辱、愤怒和臭气“不时来袭”的状态下，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早上，就写了一封“抗议申明”（已经公开发表），要求工作人员转交。而接下来，一场更大的屈辱，正等在自己前面。
大约九时左右，我被通知要马上转到宜兰监狱。在集合动身前，居然被要求和其它人犯一起带上手铐拍照。并在我坚拒后，以不替我转交申明来威胁，更以他们有“要求、甚至强制这么做的权力”来恐吓。我则回答说『拒绝是我的人权，强制是你们的滥权，我无力抗拒』僵持下，一个可能是长官模样的人，终于开口说『不戴就不带吧』就这样，我跟其他两名越南男女，一起被带上开往宜兰监狱的警车。（事后才联想起“陪绑”之说）
不想到达宜兰监狱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当那两位越南人被带进去以后，移民署人员要我留在车上。并故作神秘地说『回去后可能有上级相关人士要会见我，谈点事』我当时信以为真，幻想着可能出现的“好事”。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缓兵之计”，怕我又出其不意地，做出什么给他们“惹麻烦”的事。
重新回到移民署以后，他们先含糊其辞地要我先休息一下，下午再说。就这样把我送回了拘留所接待室坐下来。当时护送去宜兰的几个人就去吃饭了，其中一个人还假惺惺地问我要不要给我带一个便当？还问我“吃不吃肉”？当时还真有点感动。不过在空着肚皮、干坐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才意识到这只是一次拙劣却有计划、有预谋的“忽悠”。
不一会，那位当时为我做询问笔录的小姐过来，知道我还没有吃午餐时，先出去买了一些点心和饮料。然后说要送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在车上，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到了就知道了”，这时车上还有一个体态强壮的干员，估计是怕我闹事而采取的措施。她在途中还跟我说『到那里后，不要跟任何人搭讪』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道我是不屑于跟他们一样，做出一些“无理取闹”的下三赖行为的。其实我已经猜到是要强行送我去机场回大陆。而我因为在台湾移民署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联想起当年他们在“江南命案”中的不光彩劣迹。让我对台湾政权失望之极，视其为“糊不上墙的烂泥”。何况经过在拘留所那一天一夜的折腾和接下来设计好的“骗局”，已经让我筋疲力尽，无力再考虑什么应对措施。所以索性顺水推舟、任由他们安排，从办理出海关和登机手续，都由他们替我办理好。并贴身陪护着我，直到目送我走进登机口，让我心安理得地、享受到一次VIP式的待遇，多少补偿自己心理的“不平衡”。我就在这种阴暗潮湿且晦涩的夜幕氛围中，离开了灯光暗淡、暮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桃园机场。
当飞机平稳地飞行在台湾海峡上空时，我已经怒气全消，恢复了理性。反而为此次失败的实践尝试“庆幸”起来。其实仔细想来，责任完全在于自己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低估了那个台湾社会、由于“胡乱解压缩”中国文化后，上千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已成气候并积重难返。其对社会的麻木不仁，或对新生事物反应的迟钝。不是靠自己一封信或几个有限范围内的小动作，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自己应该将其当成是“天命”为我安排的一次有惊无险、不伤元气的“挫折”，提醒自己要有更多的思想准备，去面对今后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
我终于平安无恙地回到深圳，解除了女儿这几天来对我“安危”的担忧，心情愉快地接受了我对她“代台湾移民署受过”、额外掏钱为我买回程机票一事的埋怨。
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事情绝对没有完。只是由原来想以科学《新理论》，来具体帮助台湾马政府“解忧、舒困”。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以台湾为榜样。逐步完成对已经因“胡乱解压缩”、而变得面目全非的传统文化的重新整理和升级。这样，既实现了《新理论》升级中国文化的抱负，也在“一箭双雕”的实践中，也让台湾社会和马政府得到皆大欢喜的“实惠”（从现在起，我随时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质疑）。结果却受阻于那个政府的无知和颟顸，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人权”和“言论自由”？反而靠优秀文化加工后获得的一点“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地，将我的一片真心和实意，当成了“驴肝肺”而拒之于门外。迫使我只好改变主意，将跟马政府“共襄盛举”的设想，改成用他们来充当“杀鸡儆猴”的反面教员。通过对马政府和台湾社会“反传统文化”事实的批判。以示范《新理论》创造性提出的“精神战争”的以理服人方式，来“清理（中国文化的）门户”。具体而言，就是以“潘一丁跟马政府公开打的人权官司”为起点，以博讯新闻网的《潘一丁文集》和新浪网的《潘一丁的博客》为“根据地”，坚持“认真”和“不说（经不起推敲质疑的）假话”的原则基础上（欢迎从正面随时监督或打假），逐步深入。
当然，我清醒地认识到：存在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包括肉体）的被“封口”危险（其实我到台湾后才发现，原来《潘一丁文集》的网址，早就被台湾当局“封杀”，需要借助Google的搜索，才能上得去）。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或教训），这可能是必要和不可避免、更义无反顾的“牺牲”（正如佛教偈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或作为“试金石”理应承担的义务。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当前人类社会，一息尚存的普遍“良知”，以及斯诺登那样“不一定‘黑’的网络黑客们”对自己的关注、甚至出手相助上了。请“拭目以待”吧！（全文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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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 1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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