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前注：本文除了继续声明“文责自负”外。为避免被“拦截”，已经抢先上传到海外博讯新闻网、万维网天下论坛、以及博讯新闻网的“潘一丁文集”了） 每年的“五月四日”，是法定的青年节，也是北京大学的“校庆”。而能够获此“殊荣”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是『中国近代史上“光荣传统”的起点』从此“谬种流传”。时至今日，所谓的“北大传统（或精神）”，已经成为北大学子、甚至全体中国人一点也不值得骄傲的“骄傲”，因为它不仅不是“（骄傲的）本钱”，反而是招致羞辱的“民族负担”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以真正科学（经得起推敲质疑和实践检验）的态度和逻辑的思维，想过那『到底什么是“北大传统（或精神）”呢？』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答道『那还用问？当然是“革命传统和造反精神”了』这就对了。因为因为如果我们将北大自成立以来，所作所为的种种实际表现来看，实在找不出比这更恰如其分的定语了。
不过，如果认真地、再从以北大为首的青年学生，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具体的事”的角度来看。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在校内发表激进却未必切合实际的夸夸其谈（如反封建、打倒孔家店之类），串联发动各校学生进行罢课。然后情绪激动，成群结队地强行冲出校门，举着横幅和标语，喊着煽情口号，上街游行，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不理性情绪，一会儿要“打倒这”、一会儿要“砸烂那”，整个一“唯恐天下不乱”的氛围。继而进一步，就是结伙冲击政府机关或官员住宅，甚至殴打官员、放火泄愤。不但在表象上等同于历朝历代农民的反政府（朝廷）起义行为（如秦末农民起义军的火烧阿房宫、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城、或清朝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的烧杀抢掠）』而且这种不理性的“传统”，一直被毛泽东延续到『由江青暗中通过北大教员和学生，唆使带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形成一场让新中国几乎“人（部分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财（陆续打下的经济基础）两空、前功尽弃”的、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民族大灾难”！
正是由于大学生和年青人这种后果严重的，习惯于动辄就要造反的“传统”，不但从来没有遭到清算和去除，反而因别有用心的政治需要、而被不断给力、加强，大有演变成民族“遗传基因”的可能，成为要不断复发的“基因遗传病”。其表象症状，就像大街上被娇生惯养并宠坏了的顽劣幼童，因心智不成熟，要以卧地打滚、撒泼、或其它胡作非为的方式，来吸引大人的注意，逼迫父母让步就范，以便满足自己未必正确的要求一模一样。直到自己长大，进入社会，也当了父母后，才有“觉今是而昨非”的体会。
这就是为什么“五四”当年带头的学生领袖，除了在参加革命中牺牲的外，几乎都成了国、共统治年代各自的高层领导。最后又都站到学生的对立面上，成为他们要革命或打倒的对象的原因。从七十年代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部分干部和工人带头反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八十年代“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重新执政。从在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中，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蜜月横幅”，到“八九民运”时跟政府发生“感情破裂、反目成仇（出手镇压）”的过程，就是证明“年青人只知意气用事”的、最有说服力的代表典型。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条件或能力，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或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总结归纳出足够的经验教训来。更在形形色色众多野心家或政客或“既得利益者”的忽悠下，忘乎所以地、再次沦为替他们当盾牌挡子弹，并打头阵的“急先锋”，甚至是“人肉炸弹”般的牺牲品、炮灰（回头看看文革时的武斗场景、和学生最后统统被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结果就知道了）。
所以可以断言：正是当年的北大学生，沿袭农民革命的暴民做法、带头创下的不良先例。终于养成了青年人（特别是多读了一点书的大学生）“自以为是、不负责任、感情用事、恣意妄为”的习惯，火上浇油地为中华民族已经盛行的“窝里斗”，积累了更多的“负能量”。以至于可以根据这种传统表现的事实，在政治方面替年青人总结出一个“成大事不足败小节有余”的结论（欢迎对这个结论“造反”）。其实民间早就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说，而“大学生”事实上就是当代的“准秀才”。所以让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种传统跟“历史周期律”之间，可能有着某种“互动关系”。因为时至今日，我们除了口袋里多了几张外汇储备的银票（美元白条），并花大钱把当年的铁甲军舰换成了“航母”，拥有几枚还没有经过实战考验的导弹、却连印度和菲律宾以及越南都“威慑”不了外，国际处境根本未见明显好转。一样地要被美、日以及周边包括朝鲜等小白眼狼的欺负。还一样地要采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甚至连“国民素质表现”都跟当年大同小异（想想在自“中国驻南斯拉夫领事馆被炸事件”以来的几次“反美、反日”游行队伍中，部分学生和民众的不文明表现就知道了）。充其量只不过是『男人剪了辫子又扎上新潮马尾巴；女人把三寸金莲换成了十吋高跟鞋、穿上超短裙；读书人把长袍马褂换成了外国名牌的西装革履并系上领带；银票换成了信用卡；外加把“子曰诗云”换成言必称“马克思（共产主义）、凯因斯（资本主义）”，以及满口“yes、ok、bay bay”却处处写错别汉字或不正确的读音』的表象而已。直到时至今日，除了“干咳”中迸出的“复兴”口号外，居然不敢理直气壮地、直接触及对中华民族居功至伟的文化，反而将其当成举行仪式中用来作迷信膜拜、却不好意思示人的“（女人的）阴器或（男人的）阳物”，颟顸愚昧到如此地步，令人叹为观止。而作为“始作俑者”，则非当年自以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却要靠父母给的生活费才能维持下去的北大学生莫属。因为中国社会一向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知识分子（读书人）一律捧成是“社会栋梁或脊梁骨”。所以当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时，也理应先检查一下这根“栋梁或脊梁骨”，看看有没有被“虫蛀”或“缺钙”、甚至“先天不足”的毛病？
事实正是如此，因为进入近代史以来的中国，从满清的光绪皇帝“百日维新”之后的民国开始，就始终伴随着不断的纷争和内乱。可以说整个处在一个不断遭受“天灾人祸”的动乱、折腾，或激烈对抗的“窝里斗”之中、就“从来没有消停过”。要是再进一步深究、追根寻源的话。就不难发现其“源头”，其实就在以北大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身上。正是因为他们普遍具有『“涉世不深、没有社会经验而容易上当受骗，有激情、易冲动却缺乏责任心，不懂瞻前顾后，且具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往往自愿充当政治阴谋、野心家们的打手或炮灰，特别适合于担当“砸烂旧世界（前一个政权）”，替他人作嫁衣裳的任务』。使得一代又一代未经社会实践历练、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正是在这种“光荣的革命、造反传统”的影响下，成为专业拆除旧政权的政治工具，或“窝里斗积极分子”，却从来没有能成为保证社会稳定、正常发展的“中流砥柱”。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恰当（政争需要）的时候，被放在不恰当（冲锋、敢死队）的位置上，去发挥不恰当（打手、破坏者）的作用。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完全符合国家和民族在近代史上总是“命运多舛”的历史轨迹。其原因就是由于近代史上的中华民族，因被“胡乱解压缩”的中国文化所误导，彻底违背了中国文化精华真谛的指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举例来说：
中国民间一向有“老不看三国（以免更加老奸巨猾），少不看水浒（以免年轻气盛，动辄就要起来造反）”之说。这是非常符合选择性“寓教于乐”的科学原理的。因为客观地看，人类社会是一项最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有思想和独立思维能力的人，都是一个“随机的变数”。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学模型”，来“依法治国”。这乃是今日世界总是“乱象迭起、矛盾多多、难以为继”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由优秀、先进、科学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聪明、智慧而能力超强的中国人所组成的国家。领袖只能根据“模糊数学”的原理，以“模糊思维”方式来进行独裁式统治。而这种统治模式，除了希望领袖本人要有一定的天赋才能外，还需要具备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尽可能多的广泛实践经验。而要完成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更需要靠时间和年龄来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连伟大领袖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且更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
比如用毛泽东当政后所持的观点（国家必需统一），来比较他在湖南还是一个师范学校学生的时候，对国家或民族、在杂志（湘江评论）上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所持的态度（主张中国分裂、湖南独立），就只能借他自己的文采，对他下一个『胡乱指点江山（主张国家分裂），荒唐激扬文字（鼓吹各省独立）』的较为宽容、仁厚的评语了（否则按他自己执政时期的标准，足以冠上“煽动分裂国家、民族罪”的帽子，送去劳教，甚至坐牢）。由此可见，一个被后世一致公认为“旷世奇才”般伟人，在年轻的时候尚且如此“不靠谱、不着调地乱弹琴”。更何况一个个只是多读了几年书的普通青年学子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一向把自己当成“社会的良知、栋梁或脊梁骨”，并以此自豪、自勉。而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的北大，当然更应该如此。因为理论上他们是首先被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高素质社会人，所以理应起到示范或带头作用。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了。因为“政治”作为一种学问，除了要具备基本的语言学、逻辑学和历史学知识之类的基本功外，是不可能通过书本或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就能掌握的。历史早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一个真正的“治国人才”，只能从这个社会基层的广泛实践中历练出来。中国文化一向有“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之说，是极富政治智慧和哲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治国人才”，应该是由具备中医扁鹊、华佗般水平的人来担当。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一个只背了几本“本草纲要”“伤寒论”“黄帝内经”的毛头小伙子，来充当能治百病的“上医”呢（连受到欢迎的习近平主席，也是经过下放农村和多个省市级职务历练上来的）？所以可以认为，让青年学子过早地接触政治，是具有方向性错误的误导，而以“革命传统精神”自豪的北大、就是一个“硬伤”般的教训。从这个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启发，那就是应该认识到“政治关心现在，而科学探讨未来”的事实，并以此来端正青年人努力的方向。要知道『杰出的科学家或重大的科学发明或发现，往往都出自于“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年轻人；而一心想当“造反派或民运人士”的青年学子（如当年的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之流），则一定是被他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政治白痴”』
那么，作为“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除了继承不见得光荣的“光荣传统”之外，难道就没有其它“用武之地”了吗？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一旦能够真正掌握并运用中国文化中“知己知彼”和“扬长避短”的高明策略原则时。就会发现“一个足以吸纳他们全部精力和才华、还绰绰有余”的机遇、正在前面等着呢。
这个机遇就是需要他们发挥『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对社会现象敏感，思维敏捷、不保守，勇于进取，富有创新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精神以及善于受新生事物』的特点，去为在科学解压缩和升级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简称《新理论》）的实践和应用，开辟出一片崭新的语境。
这项任务对对他们来说，是再“相得益彰”不过的了。因为自从《新理论》问世以来的十余年间，虽然屡屡对建立在西方“兽文化”和达尔文进化论以及丛林法则基础上形成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主动发起批判和挑战，不仅没有遇到有力的反击，其正确性更总是被后来的实践事实所证实。只是因为受到由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形成的习惯势力的干扰、阻挠，始终处于“双拳难敌四手”的境地，眼看着人类社会在这种错误理论误导、忽悠下，一切美好的目标和愿望付诸实践的结果，永远只有一个“事与愿违”。时至今日几乎已经要陷入难以为继的绝境。让早已找得到人类社会病“病根”，更开得出“药方”的《新理论》，却因多数人的“讳疾忌医”而变得无能为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错误理论形成的习惯势力，只知一味依靠“假大空话”的“语言霸权”氛围中，让这种科学到足以“以理服人”、类似自然科学般的指导和说教，竟然变成了无法沟通的“鸡同鸭讲”，这就像对没有学过电学的人讲“欧姆定律”、或没有学过数学的人讲“几何、三角”一样，虽然讲者都有正确的科学道理，但是听者还是一头雾水，所以是既不能怪听者“愚昧无知”，也不能指责讲者是“妖言惑众”的。终于恍然大悟，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先创建一个可以让科学《新理论》通行无阻的语境，以便让大多数人有“听得懂和通过比较、鉴别、分出是非对错”的条件。其实这是一点也不困难、并完全做得到的。因为《新理论》本来就是一种可以跟自然科学理论，甚至常识相通的社会科学理论。有心想知道的话，只要有中学文化水平就足够了。
所以对北大学生而言，客观地看，这项工作充其量只不过是“中马对下马”的博弈策略，应该是轻而易举并“稳操胜券和水到渠成”的。但是其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意义，绝对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从大处说，可以帮助包括中华民族自己在内的全人类，从困境泥沼中“咸鱼翻身”，最后完成真正意义上从高等动物→人的“阶段性进化”；从小处说，足以让北大师生中，轻易地出几个“诺贝尔和平奖或经济学奖”的得主。就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雄心、胆识”和魄力了？
记得当年出差乘船经过长江三峡时（那时还没有建三峡大坝）。在一处江水喘急、暗流汹涌的江段，有乘客指着前方一块似乎横在前面挡住去路的礁石介绍说『此石名叫“对我来”，掌舵的船老大必须把握住直对它的方向冲过去，方得借水流的自然力量安然绕过，否则一定会触礁沉没』从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笔者大约在半年前，给北大前校长周其风写过一封“自荐信”（当时已挂号寄出），可惜结果不出所料，正如文中预先暗示过他不要“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样。所以根据孔子“以直报怨”和“来而不往非礼也”教导的原则，又写了一篇题为“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评论文章，无非是想用科学推理的“激将法”，来刺激一下北大“反思的神经”。可惜虽然谷歌搜索证明围观者不少，却未见被指名道姓者或北大学生的回应，真是好一个“忍”功了得。只是兹事体大，不是一句“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搪塞过去的。
其实现在的《新理论》就像原来长江三峡中的那块礁石“对我来”。主动横在北大师生面前，就看他们在前途凶险的航行中如何掌舵了？
衷心希望北大人对代表《新理论》的笔者，按照“精神丛林法则”的游戏规则、以“精神战争”的方式和“以理服人”的武器，对处在“孤独求败”中的《新理论》，发起毫不留情的反击，以便一起来考验或“验收”《新理论》，然后共襄盛举，有把握地将其推上国际舞台，重显中国文化的雄风。
最后顺便要提醒的是：这次请千万不要再把笔者的提议，当个“屁”--放了。以免在笔者这块不起眼、不值钱、却可以检验“含金量”的试金石上，留下『含人量不足，是“熊（孬熊的熊）的传人”』的痕迹或证据。更为了激起你们的“众怒”，以便坚定发动“群起而（文）攻之”的决心。并索性乘此机会，抢先正式公开亮出自己给历史预留的“名号”：乃『传统旧文化的关门弟子，科学新理论的开山祖师』是也！
潘一丁立于2013年5月4日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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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5/5 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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