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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集“人格楷模”和“历史罪人”于一身的周恩来 现在离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去世已经三十余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受人民称颂、崇拜并永远怀念的宰相级“总理”角度，将周恩来形容成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绝无仅有”者，应该是当之无愧和一点也不过分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超人智慧和应变能力，为新中国赢得了一段时间的繁荣昌盛，以及应有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再加上他个人一生展现出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己复礼”以及谦谦君子、谈笑风生之类随机应变的风度和人格魅力，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心中“非他莫属”的崇拜偶像； 二是他的人品跟今天官场“贪污盛行、腐败猖獗”的民怨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度反差。成了聪明的中国人，用加倍怀念来“指着和尚骂秃驴”的最佳选择。终于又借他去世的周年纪念，生成了这新一波的“周恩来热”。 可惜的是，这样的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出历史宿命的根源。因为中国民众除了不懂靠“以史为鉴”，来避免“重蹈覆辙”外，更一而再再而三地“好了疮疤忘了痛”，不断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出了问题，再一味向后看，思念起已经作古的领袖给自己带来的“美好时光”，却完全忘记他们同时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痛苦和灾难。不但毛泽东如此，这周恩来也不例外。 在多年前发表的拙文“明哲保身—逃避现实和责任的巧妙遁词”中，曾经指出『事实上中国历代统治者也很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特点（明哲保身）并加以利用，到了近代的毛泽东和李登辉，更发挥得淋沥尽至。大陆文革时期，其总理周恩来的表现是最标准“明哲保身”的典型。以他的学识、能力和实际权位，是毛泽东和反对派战友之间举足轻重的一 “票” ，可惜他却选择了做一个“不事二主”的“忠臣”，为此甘心忍受当年曾与之“约法三章不得参与政治”的江青，爬到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并眼看着子民和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受尽不人道的迫害，悲惨死去，而不发一声，仍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确保住了自己的一生名节，并享受到人民对他哀荣备至的敬仰。但仔细一想，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正是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吗？很多人之所以没有“揭竿而起”，完全是受他的影响，只要看看七六年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愤怒壮观的场面（毛那时还并未去世），和打倒“四人帮”之顺利，就足以证明这个结论。要是没有他跟在后面“擦屁股”“堵漏洞”，硬撑着那几乎瘫痪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或者进而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反对这种陷中华民族於灾难的行为的话，毛恐怕老早就搞不下去了。如果他死後真是没有留下有关那段历史真象的记录或说明，让民族无法从这个灾难损失中吸取一点真象的教训，那他将是一个十足的“民族罪人”，尽管他的私生活品行让人无懈可击，也做过许多好事，这种结论会让感情用事的人不能接受』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判断非但没有过时，可能反而更有现实意义了。 其实，从对当年事实的逻辑判断上、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开国二十多年来，作为毛泽东的所有政策或意图的具体贯彻、执行人，以周恩来的聪明和才智，加上数十年来他和毛的君臣般相处，他对毛泽东品性的方方面面（比如后来对刘少奇、彭德怀之类开国元勋的心狠手辣）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切身体会，应该早都是心知肚明、了若指掌的。所以就算他真的有什么“把柄（纯属假设）”握在毛手中，我们也实在不愿意、更不忍心对他个人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唯命是从、唯唯诺诺般懦弱，而有所指责。所以退一步讲，虽然他摄于毛的专制威权，不敢对老人家的意志有所忤逆或哪怕是“阳奉阴违”。我们也不能脱离当年现实而有所苛求，舍弃对他怀有的深厚情感。 不过必须遗憾地指出，作为一个当年事实上位居第二（国家的大总管也），理论上对那个时代的走向负有不可推卸的次要责任。所以从历史和民族大义的角度来看，他和他的夫人邓颖超，一起对历史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那段配合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历史浩劫事实，居然始终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两人至死都没有留下只字片言（否则以现代资讯流通条件，早就应该披露出来了），以权威当事人的身份，还历史一个他人无法篡改的真相。以至于让这段对中华民族走向、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又失去了一个“以真历史为鉴”、不犯第二次同样错误的重要检讨机会。再次沦为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为今后的野心家和政客“以假乱真”的故伎重演，又创造了一个新条件，使中国社会有重新落入历史“轮廻”宿命的可能。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这就是科学《新理论》要将周恩来定位于“人格楷模、历史罪人”的理由。愿中国人从周恩来身上汲取“不对人民、只对领袖负责。一味为尊者讳”的教训。不要再继续重蹈覆辙，让可以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一切问题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永远替中国人背上“落后”的黑锅！    收藏   分享   顶(0)